后来又过一些日子，我口袋里实在只剩下几角，开始思量是否要搬回邓托路。却在我去与老先生商量后第二天，有人敲了一下我的房门，在门缝里塞进一张汇票。我去邮局取出了整整二十元钱。

我很困惑，但这实在帮了大忙。在我百般请求下，老先生答应给我每月再减二分，听了我的奇遇，沉默一刻，说：隔壁办白事的李太，十五元就肯抵侬命一条。

我不知他为何突然这样告诉我。那钱快花完时，我在一家糖点屋，买了一些杂食，放在那间起居室门前。之后我用最后几元钱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，终于离开了上海。

香港富室与赌室很多，比上海更阴沉些，我在那里待了几年，染上疟疾，给人当翻译的工钱又拖不够它治，便只能一日日消瘦下去。于是我想起老先生说过的事，决定回到租界，将最后一些钱托付给李太。登船那天，我却在码头见到了蒲生。

几年不见，他样貌更灰白了，整个人变得很轻很薄，海上风大，我真怕他一个不注意，就被卷进海里。

虽我认识他，但他其实大概不认得我的。因此我没有同他招呼，然而走过他身边时，他却忽然抬头看了我一眼。风将他的声音吹散了，却也吹到我耳边。他这样单薄，却没有被吹走的原因，想来是因为怀中抱着那极沉的一方檀木黑盒。

我没有听明白他的问话，也不知该说什么。号角响起了，我便最后看他一眼，匆匆走了。

那夜我站在甲板，东方天色淡白，将明未明，星与日同出，我忽然想起从前某个夜里，在我搬去邓托路前更早一些时候，我便见过那天那个男人。

那也是一个很昏的夜，下弦的月刚从东边升起来，房角落里，阴影从开着的窗户上爬了下来，床上的身影忽然从一道变作了一双。那是一张红铜雕花的大床，四只脚很沉重地站立着，是无论如何不会发出声音的。

我不知该不该流泪，毕竟从来也没听说男人会哭。他很仓促地来，又很仓促地离开。只忽然月光落进了屋子正中，叫我在一时片刻里，看见那半张陌生的脸。他对我笑了一笑，转身走了。

那之后，光景便一日日地败落下去。我借钱去医院做了好几次检查，但都没有找到什么问题。后来钱也用光，我便搬出了民德路。那么是否他后来也作了检查，却找到了问题？我不知道蒲生的姓，也不知道起居室主人的名，自然也无法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