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

母亲担心我的身体，叮嘱我：“学业紧张也要懂得劳逸结合，报告什么时候写不是写？别把自己逼太紧了。”

她说起话来有点喘，不知是不是前段时间工作忙碌，身体吃不消才那样劝我——去年有半年时间母亲都在驻外，我们通过几次电话，有时凌晨还在跟我聊天。

我安慰她：“我好着呢，你放心吧。倒是您二老，注意身体，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，工作上别那么拼命。”

母亲笑我教育她，林华胜同志在旁边附和：“儿子说的对。”

他难得支持我，即便面上没怎么笑，也令我欣喜。

我们聊了几句，母亲让我跟家中长辈打招呼，拿着手机每人说了几句话。我堂哥的小儿子也在，举着手机问我：“小叔叔，你在哪啊？怎么天是黑的？”

我跟他说在国外，有时差。

小家伙好像还不懂时差的意思，说要来找我玩，我也随口应允。

挂断电话后我在街边站了一会儿，观察路人行色匆匆，好像每个人都有目的地——这个时间他们多半都在回家路上，多半心怀期待，与家人团聚，享受一天当中最为悠然自得的时光。

可我却无处可去，那个被陈擎安排、和他的住所构造相似的地方，充其量只是一栋房子，与“家”这个字毫不沾边。

房间依旧冷得刺骨，我怀疑是地暖坏了，或者有哪个开关没开，一天过去依旧毫无起色。但我也懒得联系，陈擎估计正沉浸在家人团聚的喜悦之中，没工夫理我。

夜里我觉得冷，翻箱倒柜又找出一条厚被子，压在身上觉得好受许多。

我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只觉得越睡越累、越睡越沉。半梦半醒间我摸了摸额头，感觉有点发烧，回忆拿来的行李好像没有药品，陈擎大概也没想过，就那么几天，我还能生病。

于是我在意识混沌中挣扎许久，向导师请了假，决定在家休息一天——我想要践行老法子，多喝水、多睡觉，发发汗应该能好。

但事情大概没我想得顺利，第二天醒来不仅发烧没好，嗓子还哑了，耳朵鼓了一层膜，说话带着回音。

我下床洗了把脸，觉得该去趟药店，至少买个退烧药扛过这阵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