冲进浴室洗澡，也不让我捡他扔在地上的脏衣服。我站在浴室门口问他怎么了。浴室的水哗啦啦响半天，我才听见他颤抖着声音说今天有一个开会的，从武汉跑回上海的。

“没事的。”我劝他，“哪有那么巧的事情。”

第二天，我和乔怀青还是被带去隔离了，分在不同的房间，只能每天视频聊聊天。新闻里传来的消息一条比一条糟糕，乔怀青在屏幕里也看着郁郁寡欢，怎么安慰也不见奏效。

期间阿孟倒是给我打了一通电话，叫我照顾好自己，我说上海年关人少，传染的可能性没有重庆高。阿孟骂我，叫我没事少乌鸦嘴。两人闲扯几句后，我就躺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过去，被子也忘记盖上。

第二日起来，就觉得喉咙干痛，脑袋沉的像铁一样，例行测量体温的医护人员瞧见我时就面色一变。

“三十八度。”医护人员瞧着体温枪，语气严肃，面罩将他遮的严实，“待会给你送退烧药，你先吃一天看退不退烧。”

“不退的话，就要往医院送了。”

我全身上下没有什么力气，只能点头应答。医护人员叹口气，又安慰几句，说核酸结果是阴性，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，可能是着凉了。

乔怀青和我通电话时，说了和医护人员一模一样的话。真奇怪，这会儿他又不紧张了。

电话一直没挂，我缩在被窝里，和怀青聊东聊西。他说我们好久没有这么聊天，我说是阿。平常不是工作，就是工作。偶尔闲下来，聊不上几句就要吵架，问他长这么好看的一张脸，为什么脾气却怪得很。

怀青在电话里笑，说再怪你也不受了十多年。又问我记不记得以前刚在一起时，也是这样煲电话粥。

我当然记得，那时候话费、彩信还是稀罕物。不想现在有事打个微信视频，用电话到成了个老派的习惯。

只可惜我俩聊天不是调情就是胡侃，鲜少提起家庭等事，不然也不会闹成在一起十多年，对对方过往岁月都知之甚少了。想到这，我心中苦笑，或许那时候说了，我就没有可能和乔怀青走到一起了。

也不知道算不算浪费话费。

当年非典的时候，乔怀青也是凑巧感冒发高烧，一个人躲在卧室里给我打电话，问我他会不会死掉。我叫他多呸几声，别说不吉利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