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雪地之后，过热对于囚犯们来说是一种奢侈。有人悄悄挪了过来，想攫取一些温度，赫尔茨伸出一脚，直蹬在对方的脑门上。

赫尔茨从不觉得这操他妈的世界有什么好征服与拯救的。

他参军的原因很简单，他是个扒手。在战争开始之前，他在维也纳的街头做了十几年的混混。或许他一开始也不是想混的，只是大城市声色犬马，他一个淳朴鞋匠的儿子，偏生了一副灵活头脑，还有一张巧舌如簧的嘴。他给人擦皮鞋的时候，一只眼睛瞅着对方胸前的怀表，手上的戒指，另一只眼睛揣度着对方的表情，寻找下一个让受害者忘乎所以的话题。

他什么都不在乎，他也不感到羞耻，他生来就从下水道的缝隙向上窥望，赫尔茨的耗子人生比谁过的都自在。在奥地利变成“奥斯特马克”的那一天，赫尔茨没兴趣研究纳粹的政治标语，他只看到更多的人涌入这座音乐之城，而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多的皮鞋，更多的怀表，更多的钱包。

他偷军官，偷妇人，偷盖世太保，也偷躲藏的犹太人。赫尔茨对他做扒手的能力深信不疑，于是他想着也许军队是扒窃的好地方，广袤的苏联大地更是如此。他从在战壕里共享着尿骚味和体臭的同袍身上窃取军饷，从躲在污水渠下的苏联妇女手里窃取粮食，在斯大林格勒围困之初，他还试图从死了的伤兵身上窃取回国的证明——那是他为数不多的失败。

赫尔茨不觉得作恶多端有何不可，他在一次又一次的作恶中鲜少受到惩罚，也没有心理负担。他计较利弊，小心算计，也常常损人不利己，他总觉得别人的损失最终都会增加自己的筹码，所以他参与恶的暴行，几乎算得上习惯使然。

火车哐当哐当驶过华沙的车站，变形的枕木不稳，车厢晃得像个海上的小船。从那狭小的、密不透风的窗户望出去，波兰的街头破烂得可怕。

倒塌的楼房堵塞了几条街道，野草在砖墙间疯长，仍有被炸烂的坦克停靠在石堆中间，一切看起来肃杀萧条。偶尔有人驻足凝视着驶过的列车，他们身上的衣服也都是灰扑扑的，唯独绿色从铺天盖地的灰黑中攀长出来，似乎有种膨胀的野心，要把人类的痕迹吞吃殆尽。

晃动的车厢让人瞌睡，囚犯们搂着各自的乐器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闲话。车厢里没有看守，一扇铁门被从外面牢牢地锁起。讨论的话题自然围绕着柏林和演出，一些人说这是个绝佳的机会，一些人附和，说他们再也受不了西伯利亚的冷风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