降。

2000年代,此内容更是被研究者认为是古代“货币战争”的一种形式,即通过提高物价水平,拖垮敌国的经济。[4]

而类似的手段哪怕经过千年,却从来不过时。老祖宗们的摸索实践出来的‘套路’到现在还经久不息。】

经济战是敌对双方为夺取战略优势和战争胜利而进行的经济斗争。主要指战争期间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,也包括和平时期的经济封锁和经济扰乱,通常分为两方面:一是削弱对方的经济基础,迟滞其经济发展,打击其经济补给;二是保护己方的经济,加速动员和发展本国经济,保障军队的物资供应。

古代战争中断敌人粮秣等各种作战物资的供应,就是经济战的一种方式。在近代和现代战争中,经济战更加受到重视。经济战运用得当的话,可以说能够对战争进程产生很大的影响。[5]

而我国古代的经济战,最为耳熟能详的那肯定是管仲了。可谓是经济战的经典,也是管仲最早验证了把握他国的经济命脉的可怕。

……

后辈说的他们不是不知道。包括管仲的一些事迹。

管子(管仲)的策略原来到千年以后还活跃吗?只是谁又是那个操控局势的‘管仲’呢。

对于经济战,对于管仲之术,没有一个熟读历史的帝王不警惕。嬴政、刘彻、李世民三人更是警觉异常。在他们的认知里,在经济战往往是强大者占据上风,这通常也是中原人对外族施展的好戏。

而可笑的是,明朝的经济是从内部瓦解的。简简单单这样一个制度政策,居然能影响一国之经济,到最后拖垮明朝都有他的一份!

实在不可思议。

也实在是难以置信。

他们第一反应是不相信的。哪怕身处不同时空,各朝发展过程里经历不同,差异也颇大,可他们却不约而同被明朝的未来敲响了警钟,以他们的能力不难敏锐察觉到其中危机!

但是,却很难想象明末会是这般。可以说,他们是所有观众里受到的冲击最大的,可当他们抬头看着天幕时,对着后辈列出的数字却变得无言又沉默。

这个数字很难让人不沉默。纵使有再多疑问和质疑,可这些在这庞大的数字面前却显得那么渺小。

光就这么粗略看看,这数字就已经足够恐怖了。若是真的落实下来,这样庞大的财政负担,实际上它带来的影响恐怕比更大。

……

插入其中,介绍了明朝建国伊始带给后人的问题后,岁寒生回归正题,还是回到朱元璋的身上:

【朱元璋设立内阁后,长驻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办公。他们是帮助皇帝处理信件,奏章,分析案情,代写文稿,一级把自己的意见上呈皇帝。

他们有宰相的工作量,但没有宰相的实权。大学士签注的意见皇帝会不会采纳,大学士并不知道。相比宰相们与皇帝之间,他们和皇帝之间距离显然更大。

而他们的意见要靠宦官来转达,这些奏章称为“

票拟”。

因为有这样的程序,这样一来,宦官就有干政的机会。

朱元璋严防宦官,但是他儿子朱棣没有。打破自家老爹设在宦官身上的禁制后,与此同时,朱棣也给后世帝王开了头。

因为他夺得皇位,得到了宦官的帮助,“以为忠於己,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,即位後遂多所委任”。

他掌权以后,更是开始重用宦官,例如派遣郑和、侯显、王景弘等率船队七下西洋,宣扬国威。又设东厂特务机构,交由宦官主持,“令嬖暱者提督之”,“盖明世宦官出使、专征、监军、分镇、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”。[6]

从永乐开始,许多朝臣为一己之权益,往往结纳宦官,来排除异己。宦官之气焰日益嚣张。

后来的几代皇帝也仗重官宦官处理政事的能力,与士大夫集团对抗,这也与第一、二次宦官时期,宦官只以亲近皇帝得以掌权又不一样。

第三次宦官时代,最终由司礼监太监王振揭开序幕。

1435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,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戏,控制锦衣卫,正统七年(公元1442年)毁去宫门所铸太祖禁内臣预政之铁碑,又劝英宗御驾亲征,最后发生了‘土木堡之变’。】

岁寒生在这里插入,介绍一下土木堡之变。

【土木堡之变是明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,对明朝政局和北元诸部势力的消长均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。

正统十四年(1449年)七月,瓦剌大军南下攻掠明朝边境,首领也先亲率蒙古骑兵攻占大同,大同告急。

当时的明英宗好大喜功,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亲征,在土木堡与也先部队交战。明朝军队指挥混乱,主动出击后又班师,受到蒙古军队夹击大败,王振被杀,明英宗被俘。

战争结束后,也先乘胜追击准备侵占北京。在景泰帝朱祁钰的支持下,时任兵部侍郎于谦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进行了北京保卫战,守护了困境中的明王朝。】

【从土木堡之后海西女真对明朝表现出明显的轻视、怠慢的姿态。明朝内部开始以边衅攻击对手,导致朝臣不敢言边事,此种情况亦被瓦剌间谍所利用攻击发现者和各边名将。

英宗南归后,景泰、天顺年间,明朝内部政治斗争愈演愈烈。

其中内阁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,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权,在后期的北京保卫战和景泰、天顺的风云交替中也毫无建树,表现十分羸弱,于军国大事退避三舍。这段时期,内阁只能尴尬地任由宦官专政,或被皇帝轻视而任用于谦,倾心委政,以至朝臣不满,上书称于谦太过专权,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,或是任由石亨、曹吉祥等奸佞决定摆布。

另一方面,明朝对蒙古的政策上也以此次事变为鉴,趋于保守。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,在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改变上

明朝当时的大臣里,其中于谦、范广、杨洪、石亨、石彪等人皆以敢战、机敏著名。这些后起之将,

除了少数善终者,一部分战死于土木堡,另一部分为英宗复辟后所杀。明朝军政便因为这土木堡之变出现了两次断层。

这是明朝中央军队第一次发生的一场失败战役。

开平近迁,则守卫益薄,虽置万全都指挥使司,不足以镇伏山后诸部,故再传而有土木之变。

由于英宗朱祁镇昏庸荒淫,宠信任用宦官王振,朝政混乱,民不聊生,暴露出明廷的腐败,人民反抗连年不断,对此瓦剌部了解得一清二楚,于是称兵犯边。】[7]

后人回望历史的时候,发现明朝腐败早在此就揭开了,提起土木堡之变及其之后一系列事情后,谁又不叹息一声。

为那些因为指挥不当,跟着明英宗送死的众明朝精锐叹息。

为曾经在北京保卫战立下赫赫战功、却又惨死在帝王手中的于谦叹息。

也为危难之时受命,削平惑乱,使老百姓安居乐业,功劳很大的景泰帝朱祁钰叹息。

朱祁钰死后被明英宗朱祁镇骂“不孝、不悌、不仁、不义,秽德彰闻,神人共愤”,并废其帝号,赐谥号为“戾”,称“郕戾王”。他更是仅有的一个没有被葬入帝王陵寝的明朝皇帝。就连庙号也是在他死后187年后,后人追封的‘代宗’。

岁寒生平复一下情绪后,又继续道:

【而在这之后,明宪宗时设西厂,由宦官统领,自此明朝宦官之权势无以复加。

而到明朝第十四任帝朱翊钧在位时,最后的三十年只在金銮殿亮过一次相。大学士数十年见不到皇帝,不能向皇帝面呈“票拟”,所有的“票拟”都要仰仗宦官转达,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。

魏忠贤专权是明朝宦官为患最烈的时期。当时的皇帝是明熹宗朱由校,明朝第十五位皇帝外号‘木匠皇帝’。皇帝整天忙着木工,没时间批阅公文,这给了魏忠贤很好发辉的舞台,当时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,公然争先向宦官卖身投靠,甚至建立生祠。

天启七年(公元1627年)五月,国子监生陆万龄上书,称魏忠贤可与孔子相提并论,因为“孔子作《春秋》,忠贤作《要典》。孔子诛少正卯,而忠贤诛东林”。

其后,魏忠贤生祠“几遍天下”,“每一祠之费,多者数十万,少者数万”,且“剥民财,侵公帑,伐树木无算”黄运泰造生祠迎塑像时,“五拜三稽首”,“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,拜稽首如初”。魏忠贤更严酷打压复社、东林党。】

【到第三次宦官时代结束的时候,随之而来的是明王朝的覆亡。明思宗的时代,宦官人数有十万人之众,虽然清除了阉党,但明朝内忧外患,积重难返,挽救不了明朝的江山。

同第二次宦官时代结束出现那样大清洗一般,这一回第三次宦官时代结束时同样。李自成在北京时“下令尽逐内监,无老幼贵贱,即以其杖驱之,皆号泣徒跣,破面流血而去”。

“(李自成军)尽驱内官出城,毋再入。凡数百人,各大棍逐之。初城守时,内官坐城上,士卒作白杨木棍,涂以朱,至是即以驱阉人,都人称快。”

第三次宦官时代始于1435年王振当权,终于1644年明朝覆亡前夕,历时209年。】[8]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