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177 章(1 / 2)

朱翊钧一口气给了这么多封赏,不仅朝臣看了眼红,张居正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。

但是,朱翊钧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他,金银、御书、御膳、美酒……隔三差五,想到什么送什么,应有尽有。

反正他从小就喜欢给张先生送礼物,现在当了皇帝,更是肆无忌惮,什么好东西都想送给他的张先生。

他每送一样东西,张居正就要写封奏疏谢恩。

朝臣们议论纷纷,张居正便以此为由,请求朱翊钧别再给他赏赐了。

这个问题,朱翊钧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,下次给赏赐的时候,就带上了次辅吕调阳,只不过每次给吕调阳的都会比给张居正的少一些。

张居正收了朱翊钧太多赏赐,想着也该送些回礼才是。宫里什么奇珍异宝都有,字画珠宝他也未必喜欢。

想着这几日进讲之后,朱翊钧总拉着他说起宣德皇帝,这日下了早朝,路过一家书店,突发奇想,进去买了一套《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》,把其中两卷《帝训》送给了朱翊钧,又几日,再送序、记、论、说、赋、颂、箴、铭、杂著十卷,再过几日,又送诗集六卷、乐府一卷、小令一卷。

朱翊钧乐呵呵的收了,看祖宗写的文章也觉得有趣,差点让人把小金库里那副宣宗画的《三阳开泰图》拿出来赐给张居正。

宣宗皇帝的真迹,张居正真不敢收,好说歹说,才让朱翊钧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其实,张居正在准备一份更大的礼物送给他。

每日的进讲完毕,讲官都会陪着朱翊钧批一会儿奏折,皇上有什么要问的,他们就当场解答。

几个太监送上奏折,放在御案上,朱翊钧看了一眼,最上面那本正是张居正的。

他前日赐了张居正一壶长春酒,以为又是一封谢恩的奏疏,拿起来却觉得不对劲,沉甸甸的,谢恩的奏疏不用洋洋洒洒写几十页吧。

展开一看,却叫他惊讶不已。

这封奏疏名为《陈六事疏》,顾名思义,张居正从六个方面提出未来政令改革的方向:一曰省议论;一曰振纪纲;一曰重诏令;一曰核名实;一曰固邦本;一曰饬武备。

朱翊钧看完这六事,有些似曾相识,想起张居正曾经的一封奏疏——《论时政疏》,这两封奏疏有相似之处,却又不尽相同。

朱翊钧继续往下看,张居正向他提出:朝廷上下诸多国政,这些事情繁冗而琐碎,须有轻重缓急之分。

正德至嘉靖,尤其嘉靖朝后期,许多事情耽搁,军费开支巨大,大兴土木,藩王、士绅、地主兼并土地,国家财政锐减,国库入不敷出,天灾不断,战争四起,内忧外患。

治理天下,需要有大的方向和国策,也有迫切需要处理之急务。张居正呈上《陈六事疏》,正是要解决当务之急。

省议论,简而言之就是少说话,多做事。张居正在奏疏中引用了西汉申屠嘉的话:“为治不在多言,顾力行如何耳。”

朝堂之上众言盈庭,各执己见,争论不休。提意见一个比一个话多,能干实事的却是凤毛麟角。()

他拿嘉靖二十九年,俺答进犯之事举例,正是因为意见太多,迟迟不能决断,使得严嵩误国,屈服于鞑靼却还能稳居首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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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,张居正也给朱翊钧提供了解决方案:“伏望皇上自今以后,励精治理,主宰化机,扫无用之虚词,求躬行之实效。”

他给朱翊钧举了两个例子:唐宪宗力排众议,任用裴度为宰相,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叛乱。另一个是魏文侯不顾大臣上疏诽谤,坚持用乐羊征战,终大胜而归。

张居正通过这两个故事都告诉朱翊钧:“欲为一事,须审之于初,务求停当,及计虑已审,即断而行之。欲用一人,须慎之于始,务求相应,既得其人,则信而任之。”

最后,他希望朱翊钧能告诫大臣,废话少说,多干实事。

朱翊钧抬头,看到今日为他进讲的申时行仍候在一旁,他招招手:“申先生,你过来。”

申时行赶紧上前:“陛下。”

朱翊钧说道:“你来拟一道圣旨。”

申时行一愣,他今天只是来给皇上讲课的,拟圣旨并非他的工作。

朱翊钧却说:“让你拟,你就拟。”

“是。”

圣旨是给朝廷各衙门的,尤其是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这俩言官部门。

“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,一切奏章,务从简切,是非可否,明白直陈,毋得彼此推诿,徒托空言。其大小臣工,亦各宜秉公持正,以诚心直道相与,以勉修职业为务,反薄归厚,尚质省文,庶治理可兴,而风俗可变也。”

内容张居正其实都已经提出来了,朱翊钧就是让申时行组织组织语言,以圣旨的形式写下来。

振纪纲,说的是纪律,也是法律。太祖高皇帝在立国之初就颁布了《大明律》,洪武至天顺时期,法律异常残酷,在这种高压环境中,官员过得战战兢兢,连合理的意见也不敢提。

对此,张居正提出:“故情可顺而不可徇,法宜严而不宜猛。”

他还建议朱翊钧:“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宪纲事理,再加申饬。秉持公论,振扬风纪,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,庶体统正,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。”

“申先生,”朱翊钧叫申时行,“拟旨。”

重诏令,在这一条中,张居正几乎把六部九卿都察院一一点名,要求他们明确规章制度,把手里的工作分出个轻重缓急,以确定处理时限,不可拖延耽误。

“拟旨。”

核名实是考核官员的名望和实干,简而言之就是考成。

一直以来,官员的升迁调动都没有明确标准,频繁调动导致一件事情还没处理妥当,人已经调走了,事情都丢给下一任,而下一任也不了解情况,事情就这么耽搁下来。

虽然朝廷有京察制度,但已沦为党争的工具,并无实际用处。上一次京察,徐阶和高拱

() 斗得天翻地覆就足以证实这一点。

张居正建议,朝廷应该制定严格的考成制度,来对官员进行考核,提高办事效率。